【博士论文】第13期 冯猛：田野研究三级跳
[石头引] 本期《博士论文》继续邀请那些优秀的博士论文作者，来给大家分享博士论文创作背后的故事。本期我们有幸邀请到冯猛博士。
[作者简介]冯猛，上海师范大学社会学系讲师，2012年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曾在《社会学研究》、《社会》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蒙石头君厚爱，嘱我写一篇博士毕业论文背后的故事，细想我在博士论文以后做的持续研究工作可能更有意义，遂罗列出来，亦是对自己做研究的路径做一小结，望诸位师友批评指正。
前些天，我同朋友谈起我正在写的关于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的论文，朋友感叹，“这么多年了，你还在用你博士论文的调查写论文？”朋友的感叹，带了些这么多年你还在吃老本儿的揶揄。殊不知我的田野调查从硕士期间已经开始，利用同一来源的调查资料，我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并发表了多篇论文。从田野资料入手到超越田野资料，驾驭资料并对资料持续发掘，是我这些年做地方政府研究的进击路径，也让我的研究工作从中受益良多。
一、田野调查“广”字诀
2006年5月，我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准备硕士毕业论文选题，恰逢学校组织研究生到黑龙江省四东县挂职锻炼，进入研究生阶段，我始终感兴趣地方政府的相关现象，于是报名参加并跟随挂职锻炼团来到四东县，担任该县特拉河镇党委书记助理一职，任期2个月（注：本文出现的田野调查地点名称经过匿名处理）。
因为挂职锻炼安排时间较短，镇上并没有指派给我明确的行政任务，反倒给了我充足的“到处走走看看”的空间，利用各种机会，我在镇内尽其所能做了广泛的田野调研。
受挂职身份和工作性质所限，我的田野调研多数不是结构式的，而是把每一个工作场景、每一次与人的接触当作调查机会，利用观察、倾听、访谈、二手资料等方法搜集各类资料，所调查的正是发生着的，而且是按照事物本身的发展轨迹进行着的，这让我的调查显得更加真实，更加立体。我及时记录了当时当地的工作与调查情况，完成8万余字的《特拉河镇调查工作笔记》，搜集到1000余份的政府文件资料，访谈乡镇领导、政府工作人员、村庄干部、村民等各类人员50多人次，圆满结束此次挂职锻炼行程。
2007年，我进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利用博士开学前的暑假，我回访四东县。是时，我挂职锻炼期间的特拉河镇党委书记已升任四东县副县长，依靠这一关系，我接触到了更多乡镇的党委书记、乡镇长，了解了多个乡镇的发展特色。四东县幅员广阔，各乡镇的发展多依赖当地的资源优势，11个乡镇之间的差异十分明显，这也成为我博士论文选题思考的直接来源。2009年，我的博士导师刘世定老师带我和几位同门再次造访四东县，在四东县政府协助支持下，我们访问了四东县的乡镇、工业园区、旅游区、企业、发电厂、农村、寺庙等，我也开始着眼从县层面观察和思考地方政府现象。
在与导师讨论博士论文选题时，刘老师建议我继续以四东县作为调查田野开展论文调研，一方面我已经有了较为丰富的资料积累，另一方面与调查地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进入更加方便。针对四东县各乡镇产业差异的现象，我论文方向初定为地方产业发展，随后我第四次到四东县调研，重点选择特拉河镇与沃林乡作为调查对象，主要围绕两镇的产业发展进行调查。
与第一次来时的参与观察不同，这次调查的结构化特征更强一些，但挂职锻炼的经历能够让我在得到某一调查信息时可以顺利地将之放在政府运行的场景中加以想象，两相结合，不仅使调查进入状态更快，而且与被调查对象多有共同语言，拿到的资料也更深入。在资料搜集时我采取的是“能得便得、多多益善”的资料搜集做法，凡是能够拿到手的资料，无论是一手的还是二手，都收入囊中，等到论文写作时再行整理选取。这样几轮下来，我的访谈资料也达到40多万字，各类二手资料3000余份，以此为资料，2012年我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作为战略家的地方政府与地方产业发展》并顺利通过论文答辩。
回顾调查历程，第一次进入田野我没有明确研究问题，因为不知道后续的研究要用到怎样的材料，甚至不知道要写哪方面的论文，因此搜集资料时特别注重广泛全面，能够搜集到的资料尽量搜集，这种在广阔田野中广泛搜集资料的做法也成为我后面做田野调查的基本路径。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的材料，能帮助我形成对基层政府的整体认知，不只是从一个工作条线上认识政府具体行为，而是从整体运作框架中观察和理解。当拥有各种类型的资料时，可以通过多种材料的对比佐证，确认研究对象的真实性。在对政府行为解释时，广泛的资料能够提供更多的解释路径，并可以从中找到最符合社会事实的解释逻辑。
与镇领导一起现场办公
与此同时，由于强调调查的广泛性，在调查过程中容易分散调查精力，从搜集上来的资料状况看，除了博士论文中的核心议题-地方产业，其他现象的调查还比较浅层，尚不足以支持一个完整的研究问题。同时，地方政府这些年也在发生很大变化，有些现象只是暂时的，有些现象是根本性的，资料广泛性无疑增加了对资料的辨别和审视工作难度。不过，由于有了挂职锻炼的经历，能够有近距离观察甚至融入地方政府运作的机会，使得我对地方政府的理解更加真切。
二、把事儿说清楚
田野资料是质性研究的基础，但仅有田野资料还远不能叫研究。按照我接受的社会学训练，一篇实证研究的着手点，要么理论清楚，要么案例清楚，要么两头都清楚。凭我当时的研究能力，把事儿说清楚是更容易做到的，于是我选择使用调查资料先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这是我硕士论文的初衷，也是后面一系列项目研究的主要做法。
参观狐貉养殖
2006年第一次田野归来，与导师刘玉照老师商谈硕士论文选题，时值农村税费改革全面推进阶段，周飞舟老师提出“悬浮型政权”讨论农村税费改革之后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我也听到过一些乡镇干部认为税费改革之后基层政府只需做好“宣传员”便可，与税费改革同时进行的乡镇简编减员的改革也出于乡镇政府功能弱化的思路。但是，我在调研期间，几乎每隔一天都会跟随分管畜牧业的副镇长下乡，询问养鹅户的生产情况，政府干部与农民的互动并不是疏离的，而是经常的熟悉的，这也成为我论文的选题，为什么农村税费改革之后，乡镇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走向疏离而是如此亲密？
在梳理调研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农村税费改革之后乡镇政府逐渐对各种项目更加重视，而调查中我也获知多数乡镇的党委书记并不在乡镇常驻办公，而是在县里甚至市里联系项目“划拉资源”，项目经费作为乡镇政府财政收入组成部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而乡镇政府要做好项目，需要农民配合完成，比如大鹅养殖发展项目，必须依赖养鹅户配合完成项目以备项目发放方的检查验收，因此政府干部与农民之间的合作关系是在项目实施背景下发生的，而项目的增多恰恰是农村税费改革财政结构从“向下要”转变为“向上要”的结果。研究农村税费改革前后乡镇政府的财政结构转变与政府农民关系之间的关联成为我硕士论文的主题，而将两者连接起来的机制正是项目。
当时对基层项目实施有了初步印象，但还没有形成“项目制”的系统认识，2009年我对基层项目实施进行重新梳理时，与刘世定老师讨论，提出了“项目财政”的概念。但是个人视野尚不足以把握如此宏观的话题，且由于当时我掌握的材料主要来自乡镇材料，于是转为对基层政府“项目包装”行为的讨论。农村税费改革之后，乡镇政府的财政收入更多依赖于各类项目，为能够申请项目成功，乡镇政府一方面要在申请过程中包装项目材料，另一方面也要对落地的项目经营，以提供应对上级检查验收的底本。对这一项目实施机制的调研主要来自我首次的特拉河镇调查，利用项目包装机制，解释了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合作关系。这篇文章后来发在《社会》杂志上，也是社会学领域较早讨论项目制现象的论文。
近些年项目制研究的论文呈爆发式增长，项目制、项目治理、项目化运作已经成为社会学界耳熟能详的概念。我对项目制的继续思考延续了基层实施这一主题，在后两次我到四东县调查的时候，发现乡镇干部下乡次数明显减少，询问特拉河镇的领导，他说大鹅养殖已经走向了市场化道路，乡镇干部不用频繁下乡了。但翻阅我拿到的资料，发现在07年以后大鹅养殖项目大幅缩水，09年时已经看不到大鹅养殖的相关项目了。
现在看来，在硕士毕业论文中有关项目制与政府-农民间的关系的话题需要重新讨论，项目制并不天然导致政府与农民的合作，而是要看项目的性质，同时要看项目的运作周期。由于在实施项目时与农民打交道基层政府需要支付实施成本，因此它会首先选择与农民无涉的项目，而在选择了需要农民配合的项目后，政府也只是就事论事，为完成项目内容而与农民紧密合作，并不会投资政府与农民的合作关系，这就是项目制下的政府-农民“共事”行为。
这篇文章是在大量项目制研究发表以后，我从项目制角度对政府与农民关系的思考，认为乡镇政府在项目制下拥有政府-农民关系的主导权，而项目周期性特点可能导致的关系碎片化值得我们重视。论文直到2015年才写完，发表在《南京农业大学学报》上。
三、概念化的努力
把事儿讲清楚，实际上就是理清社会现象的事实逻辑，可以通过两个变量间的因果分析发现社会现象间的联系，比如项目制与政府-农民关系。但是这一做法还只是从经验上分析社会现象，而要精进研究，需要在理论分析上再进一步，而迈向理论分析的必要步骤是经验事实的抽象，即概念化，对地方政府产业的若干研究恰恰体现了我在概念化工作上的努力。
2010年，我拿着厚厚的6大本调查资料去和刘世定老师讨论博士毕业论文选题，结合我们在四东县的调查经历，确立了两个方向：其一、四东县的产业多元化；其二、地方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四东县11个乡镇都有自己的主导产业，如畜牧、种植农业、旅游、水稻、渔业等，而各个乡镇之间的产业差异化程度很高。
从各个乡镇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看，政府体现出来的既不是市场中的无为之手，也非凯恩斯意义上的扶持之手，更不是掠夺之手，而是在产业发展上有政策优惠的引导，同时在产业出现歧路迹象时给予矫正，在产业发展之后及时收手，这就是政府“引领之手”的特征，政府发挥引领作用恰恰是地方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与调查对象合影
用这两个思路梳理我已有资料时，能够将各种信息有效连接起来，但也看到有很多疑问点没办法得到解释，比如如果基层政府是引领之手，对于资源禀赋差不多的乡镇，其选择的产业类型也应该差不多，但为什么资源禀赋相近的乡镇却选择了不同的产业。为此，我在博士毕业论文中使用了“战略家政府”概念来解释地方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的行为，战略家政府是政治领域的企业家，与一般型政府相比，战略家政府在资源优化组合、发展条件匹配、风险承担及处理上有着更高的敏感性。
但遗憾的是，“战略家政府”虽然是一个很有冲击力的概念，但由于其突出的个性化与社会学的结构化认知差异较大，论文还没有很好地将之处理为一个分析性概念。在博士毕业论文预答辩时，我讲述完我的论文大概，郭志刚老师点评我的陈述更像乡镇干部在做先进事迹宣讲，而非学术论文报告，可见在论文表述处理上遇到的矛盾，好在论文答辩时表现好了许多。
针对四东县产业多元化的现象，在后续的思考中我给出了更多的思考和讨论。在地方层级政府中，乡镇政府处于最底层，因此乡镇主要领导的晋升动力很强，为了能够在与其他乡镇的竞争中获胜，乡镇政府要发展本地的典型产业，而发展差异化的产业更能够将本乡镇与其他乡镇、本届政府与前任政府区别开，与同类化策略相比更加增强竞争力。为此我提出“差异化竞争”概念，与周黎安老师的“锦标赛体制”相比，差异化竞争并不要求各个同级政府部门间的竞争指标是同质的，而是各个乡镇可以发展属于自身特色的典型产业，这一点也得到了上级政府的认可，因为上级政府可以增强自身在选拔乡镇方面的控制权。在论文写好投稿发表的过程中，审稿老师和编辑老师指出这篇论文对“一乡一品”、“一村一品”的现象做了社会学阐释，论文也于2014年顺利发表在《社会学研究》上。
四、迈向理论建构
无论是案例研究还是概念化努力，多是就事论事，就某一个具体的政府行为现象，找出与之最密切关联的解释因素，而要在地方政府研究上再进一步，需要理论建构。就地方政府的理论建构而言，有两点需要注意，其一是放在政府整体运作的框架中思考政府现象，其二是放在理论对话的脉络中解释政府现象。
在四东县资料中，有关休禁牧政策实施的内容始终无法融入到已有的论文中去，只能作单独处理。2005年四东县全县实施全面禁牧，从市县乡各级政府采取各类措施确保禁牧效果，但也引发了放牧农民对禁牧政策的大范围抵制。2006年我到特拉河镇调查的时候，畜牧条线的干部几乎每天都下乡查牧，与农民经常发生争执。2007年我到沃林乡调查，这是全县的畜牧大乡，因为禁牧引发的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争端甚至冲突更加严重，乡党委书记对禁牧政策也是讳莫如深，除了叹息并没有从正面回答我提出的对禁牧政策的问题。2009年全县禁牧实施进入常规阶段，矛盾稍微得到缓和，但是也没有完全消失。
这篇案例故事非常完整，2011年我整理出了一份案例，并没有找到很好的解释逻辑，于是放在一边。从去年开始，我注意到一些地方政府出台新的政策规定时所引发的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变化，有些地方爆发了冲突，有的地方却能够平稳度过，排除政策规定的内容，在存在同样引发冲突可能的政策新规时，为什么有些地方爆发了冲突，有的则没有？这个疑问成为我回到休禁牧政策实施案例写作论文的起点，我也从政策执行的角度来分析为什么冲突会发生，恰恰是政策执行的力度导致了相应的结果。
在论文第一稿，我以冲突发生机制为对话点，重新梳理案例，发现禁牧政策实施后，引发了乡镇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冲突，而乡镇政府利用冲突与上级政府讨价还价，营造了政策执行的空间。在与诸多师友的讨论中，我注意到就论文写作而言，尚存在两个问题：其一、论文是要研究讨价还价还是要研究讨价还价中的冲突策略？其二、是仅仅停留于完成一份详细的案例还是要做更多的理论思考。
经过几个回合的讨论，我决定还是从自身较为熟悉的政府行为角度，讨论基层政府的讨价还价行为，在叙述清楚四东县休禁牧实施案例的基础上，从交易成本角度讨论讨价还价的发生机制，从多重任务系统角度讨论冲突作为讨价还价工具的有效性。这篇论文针对上下级政府讨价还价的发生机制和有效性逻辑，给出了不同以往理论研究的解释，与前些年就事论事的讨论方式相比，此时我已经从政府属性和执行成本等理论角度做出分析，尝试做些理论建构的工作了。
五、不止于资料发掘
田野资料是做好实证研究的基础，在写作休禁牧论文时，周雪光老师也鼓励我说一个好的故事甚至也可以成为一篇经典。但是，如果我们曾经花了很大力气做过的田野只出一篇研究，未免有些可惜，倒不如来一个“一菜多做”，即针对同样的资料，从不同的理论角度讨论，形成与已有理论的对话，而不仅仅停留于现象逻辑。这是我近些年做地方政府研究的心得，不仅两篇学位论文出自同一个田野，后续的几篇论文也都使用了同样的资料，特别是发表出来的论文并不完全是学位论文的删节版，在资料发掘和论文写作过程中我也实现了研究工作从现象到概念再到理论的“三级跳”。
资料发掘，首先是发现新的资料，便于支持新的研究工作，比如我对四东县休禁牧案例的发掘。发现新的资料依赖于研究者拥有的资料规模，广阔的调查能够支持这种资料发掘方法，但如果资料拥有不充分，这种发掘方法就会受限制。因此资料发掘还要尝试资料做出新的解释，比如我对政府-农民关系的解释从正和博弈变为多链条博弈，正是利用新资料和已有资料做出的新的解释。
这种做法固然使得调查变得集约，而且给出的解释更加多元，但这种研究仍然依赖社会调研，给出的解释也多以经验性为主。如果要在理论构建上更进一步，需要更新资料的使用方式，要以理论带动资料，用资料辅佐理论分析，利用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得出深刻的道理，这一点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做出了典范。从发掘新的资料，到发掘新的解释，到发掘新的使用方式，是发掘资料的三部曲。
对资料的发掘，其根本目的在于促进学术研究，而研究方式上的精进亦能反过来帮助研究者驾驭资料。我做研究是从把事儿说清楚开始的，相比之下，把研究案例梳理清楚并从经验层面给出解释要比直接从理论入手来的容易一些。整理案例的过程也是对资料的重新认识和组合使用的过程，在案例梳理的过程中，我们经常使用一些概念，这些概念来源不一，解释力也不尽相同，但作为研究者面临的共同工作就是如何将概念从经验性概念发展为分析性概念。
对概念化工作的努力让我始终保持对概念清晰性的追求，因为概念清晰是建构理论的基础，正是有了上面两项工作，我才能够在地方政府研究上又向理论建构迈进了一步。这些年，我通过观察分析地方政府不同的现象，正在经历从用理论解释现象到用现象回应理论再到发展理论的过程，把事儿说清楚、把概念定义清楚、建构理论构成了我研究工作成长的三部曲。
参加工作以后，我已经将调查田野转向了上海，转向了城市，但是我奉行的社会学调查准则没变：进入田野，走出田野，在田野资料的运用中助推研究工作的精进。今天，我依然在发掘多年积累的田野资料，只不过对资料的驾驭已经和10年前大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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